秦晖：文章千古事，道德无人知
《观榜图》明 (仇英）
经过了世世代代政坛的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时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流风所及，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也都通过科举选拔官吏。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每年的高考更被一些人称为“现代科举”。
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
成均馆
科举考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挑选官员的办法，大家都要到省里参加考试，上京赶考的考试叫会试，产生的是进士；但是要取得上京赶考的资格首先要通过省里的考试，在省里的考试叫乡试，乡试通过成为举人，就可以参加京城的会试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在省里考试为什么不叫省试？乡试为什么不在乡里考？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举人是是什么意思？举人就是下面的人推荐的人，你考上举人这个事人家文绉绉会地说你“荣叨乡荐”，“得荐乡书”，你受到了推荐，你是荐举上去的。那么荐举上去以什么为标准呢？以道德为标准，汉代叫作“举孝廉”，“举贤良方正”。
但孝廉也好、贤良方正也好，都是说你的道德很高尚，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可是大家知道科举考试是依靠乡里认同你的道德把你推荐上去的吗？当然不是，科举考试说穿了就是以文辞取人。简单地讲，就是文章做的好，因为道德根本没有办法考察。
尤其是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逐渐以八股文作为科举获胜的正常渠道，八股文更是没有办法去判断道德水平，因为八股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智力游戏，其实就是考智力，和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人说科举制度没有用，科举制度作为一个智力测验毫无疑问是很成功的。人们经常指责科举制度出来的人没有治国的真本事，把精力都用在做八股文上。为什么精力要用在做八股文上？因为八股文真的很难做，不仅要用功，而且还得要有一定的天分，有的人就是做不成这个东西，因为对格律工整对仗很有讲究。
有点像填词，平仄、对仗、骈体，用典、合辙整个是非常难的。
康有为殿试卷
八股文做得好的人，毫无疑问不可能是笨的人。至于是不是有道德的人，甚至说这份聪明是不是使你能够掌握治国的真实本领其实是无所谓的。但科举制度可以做到一点，朝廷可以把所有聪明人都控制起来，套在他的利禄圈子里。
有这样一个故事：唐代搞科举制，唐太宗视察的一下考场，看着天下最聪明的人在那里埋头写卷子，他很高兴，就讲了一句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天下的英雄都入了我的圈套，掌握在我手中。但注意到一点，他说的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并没有说是天下的好人、天下的贤良、天下的善人入吾彀中。由此可知，在唐太宗心目中科举考试根本就不是选拔善人，根本就不是选拔道德的。
那什么叫作英雄呢？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英雄好像带有一种道德上的褒义，但古代汉语没有这一套，古代汉语中的“英雄”完全是一个非道德的概念，杨雄说什么叫英雄？多智为英，大胆为雄，你聪明就是英，大胆就是雄，历史上既聪明又大胆的人是什么人？往往都是一些“争天下”的野心家。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中有一段话是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吾尔”，言下之意天下英雄就是我们俩，不是说他们俩是大善人，而是说他们俩既聪明又大胆，是所谓的豪杰。其实从曹操嘴里说出的话，“英雄”同我们现在讲的，带有贬义的“枭雄”几乎是同义词。所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根本选的就不是善良人或者道德高尚的人，说白了就是要控制智力资源，把高智商的人控制起来为我所用。
“青梅煮酒论英雄”
既然是这样的一种动机，为什么考上的人又叫作“孝廉”呢？因为汉武帝以后大家名义上还要讲的还是儒家，儒家的那套话语体系都保留着，但实际上做的已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既不是荐举制，也不考道德，而且与乡里都无关，实际上早已名不副实了，内容已经替换掉了。
说实在的，科举也不可能以道德为标准。为什么呢？因为科举考试强调的是所谓的客观性，不但道德不能体现出来，甚至连你的真实想法都不能体现出来。原来的科举考试并不是像后来的。隋唐时科举考试主要的得分点——科举考试当然有好几种考察方式——是“策论”。所谓“策论”是皇上根据国家目前面临的形势出的题目，往往是比较棘手的难题，让考生写一篇论文论该如何解决。
比如边地、外藩划界放弃上国，困扰边境，要怎样收复？就出给一道题：什么是“治安中国，四夷自服”的“上策”，如何跳出“饥附”和“饱飞”的怪圈，是武力收复还是嫁公主去和亲？怎么治理更稳妥、更长治久安等等。比如古代边疆的“疆”在二十四史中出现过1746次，其中以《宋史》为最多。可见来自“四夷”的威胁实为朝廷大患，需要广纳贤才出谋划策。
这些题目是真的需要考生有自己的思想，而且真的和治国有关。但后来人们发现靠“策论”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题目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不可能有万全之策。一旦没有标准答案，它的评价往往是由主考人的倾向来决定，假如主考人是一个左派，就很可能把左派观点的人都录取了，不录取右派的；如果主考人是右派，就很可能把右派观点的试卷都录取了。
这样一来就会形成皇上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很容易形成门生故吏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同样观点的人在朝堂上容易形成一些派别，而皇上最不希望看到他下面的横向组织资源滋生。皇上希望全国所有的人只认“朕”一人不识他人，当然不希望主考官有那种个人情感偏向。那什么才是没有偏向的考题呢？只好尽量回避思想性的内容。
殿试
所以越到后来出的题目就越没有意思，但格式搞得越来越难，完全是在玩弄小聪敏技巧上下功夫了，也不需要有什么思想，不需要自由发挥。有些人说根据顾炎武的《日知录》“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断定八股定格于明成化年间，此说的谬误辨析我们先不去论它。
不过话说过来这个敲门砖和经国济世没什么关系，当县官并不需要多大的学问，只起码字要写的好。但有一点，皇上认为聪明的人都我控制起来，想要造反的人就都剩下一些智商不够的，就比较好对付。哪成想落第秀才更容易产生愤懑情绪，愤世嫉俗者多。
这些人本以为寒窗苦读可以跻身于体制内，结果屡试不第便会反向而行。其实俄国也是一样，我看过一个统计，1905年革命党成员主要是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官僚阶层而又被斩断了上升通道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占比可达70%以上。
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说和性善论、教化论、乡举里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语言表述的话还是要按以前的讲，外包装不能换。这就是索绪尔说的能指和所指的背离。中国以后的事，要说受到儒家的影响，的确影响很深，话都一直留着，但实际做的事和儒家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了，科举制度表面上看和儒家有关联，题目往往选用四书五经，注释以程朱为准。
这样就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似乎科举是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搞的，取材范围、命题范围也越来越窄，明清以后干脆以朱熹的《四书章句》作为题库和标准答案，所有题库都从《四书章句》里头取，所有答卷观点都不能违背朱熹的说法。这样的东西应该很符合儒家了吧？
朱熹
可我要告诉大家，从科举代替察举制开始，一代一代的大儒都对科举制度非常反感，认为这个制度是在葬送儒家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第一，科举制度这么一搞，乡里的亲情伦理都没有了；第二，这个做法完全不讲道德，根本看不出来金榜题名之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玩小聪明就行；第三，这种办法培养出来的人没有任何理想，就是为了拿科举做敲门砖来谋取一官半职。
如果是这样，那么儒家的道统、儒家的道德理想怎么才能实现呢。所以一代一代的大儒都讲科举制度要不得，科举制度之前的察举、九品中正，最好的是乡举里选，这个东西要恢复。尤其朱熹著作《四书章句》后来都成了科举的标准题库和答案，可恰恰是朱熹骂科举骂的很厉害。
他说科举搞的越来越不象话，说哪怕乡举里选不能恢复，就是九品中正都比这种做法要好，而且他还说我们宋朝之所以不成气候，就是因为我们搞的不是儒家，而是用功名利禄引诱人，还要想北伐中原，除非几十年不科举才有可能，如果还科举肯定是没有出息的。
其实儒家都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晚清之所以在任何改革还没有进行、连辫子都还没有剪掉的情况下首先把科举给废掉——现在很多人说那是搞错了，因为科举有种种好处，甚至还有人说科举就是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西方的文官制度吸取的中国科举的精华等等，因此废科举弊病很大，晚清人太激进，为什么激进？受西方影响，接受西学接受的太多了——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我国传统中呼吁废科举的呼声一直没有断过，这种声音用不着从西学来，中国本来就有很强烈的呼声。
进士牌坊
我这里讲的第二个特点是儒家讲性善论，因此推出教化论，重视教化，不主张严刑峻法，不主张用功名利禄去诱惑人，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人，主张伦理中心主义，考察人要重视道德。要重视道德常用的做法是推荐，主张采取荐贤制，乡举里选也是这个意思。要推荐当然有一个假定，就是推荐的人出于公心，所以这本身要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
如果假设天下的人都是图谋不轨的，当然不可能指望推荐，因为一推荐就会拉帮结派，而且假设这些人都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都是出于公心，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是这样呢。不过老实说，如果在小共同体本位条件下，推荐下来的人只是治理熟人社会兴许没有太大问题，小圈子就是小圈子，本来要治理的也就是熟人社会，但如果要治理一个中央集全的国家，那么这一套恐怕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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